当今的物质繁华掩盖不了思想的混乱和落伍。甚至是很多地方从来都没有达到思想的现代文明程度。如此，物质的追求变成一种生活的苟且，并且往往很脆弱，如被吹嘘的乾隆盛世，乾隆盛世固然不盛，但总比几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时的大清好些。即便真的是盛世，说明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内，有更多的灾变因素，需要防患于未然。

既然现实是如此思想沙漠，行走在沙漠中不免有思水之渴，那么描述一下这种心态也是时代的造化。如同春秋战国时代，固然战乱不休，但寻求解决之道成就了诸子百家。纵然如孔子布道却落得如丧家之犬，也比任何封建时代的万马齐喑要好许多。

在自由社会，我们能想的别人都会想的，所以大多数人享受生活就可以了。在禁锢社会，思想变成一种奢侈，更甚者变成牢狱之灾，所以才有了思想沙漠。

中国这个社会，对思想者对各行各业的精英，往往是不公的甚至可以说是恶意淘汰社会精英。被打成右派并不得平反的储安平就是例子。

储安平在1947年的一段评论：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种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它好，不好的说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它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