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后来失和，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两人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还是感情很好的。鲁迅的文章爱用曲笔，对于家事隐私总是语焉不详。周作人到了老年再来回忆当年往事，倒是在《知堂回想录》中披露了一些宝贵的资料，让我们从一个弟弟的眼中看到鲁迅当年的行为和性格。
比方说，周作人说鲁迅爱给人起绰号，有些还相当诙谐传神。一位到东京求医的浙江同乡蒋抑卮就被他冠以“拨伊铜钱”（“给他钱”也）的绰号，因为蒋某出身富商，财大气粗，动不动就要提出用钱“摆平”。当年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看到过鲁迅写给蒋抑卮的信，那时还不知这位是何方神圣，看了周作人的描绘才知道当年蒋某不通日文，全靠鲁迅帮忙在东京医院动手术治疗耳疾。蒋氏由是感激，出钱帮助兄弟两个出版印刷《域外小说集》。而周作人据说因为在蒋氏面前沉默寡言，被蒋认为如“鹤”般的高傲，于是鲁迅老实不客气，从此称呼弟弟为“都路”（Tsuru，日文“鹤”）。
鲁迅比周作人年长四岁，在因为科场舞弊一案的变故发生，他们家庭“从小康走向衰落”，以及父亲久病与早逝的过程中一直是母亲的依仗。所以他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感受远比周作人要刻骨铭心。《〈呐喊〉自序》中就曾经提到他奔走于当铺、药店之间，辗转于他人轻蔑眼神中的心路历程。周作人那时才10岁，对此事的记忆并不如何鲜明，但是他对于科场一案的罪魁祖父是抱同情心的。据他日后的了解，祖父是受乡人之托，为参加那年考试的某生说项。他让听差给主考官送信（中间自然夹了银票），适逢主考官有一位同僚客人来访。主考官很机灵，见信不拆。听差却很不聪明，就在官船外大声叫嚷，问为什么收了钱还没回复，于是这才穿帮。一查到底，当时身为翰林的祖父哐啷下狱，家里的情形一落千丈。周作人后来去杭州陪祖父住过一段时间，也提到祖父的火爆脾气和那个年龄与祖父最小的女儿一样大的姨太太，可是日后他还是感激祖父鼓励他看小说自学。鲁迅从来没明确说过对祖父是什么看法，周作人却提到辛亥革命之后，两人在北京工作、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时，门房资深年长，喜欢来说当年他们的祖父的事情，例如和小妾打架等等。鲁迅为尊者讳，很不愿意听这样的事，所以不愿和这个门房谈话，周作人却还遗憾因此失去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鲁迅的敏感爱面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不愿承认自己是绍兴人。别人问籍贯，只说是“浙江”。这当然不是鲁迅一个人独有的习惯。据周作人分析，绍兴读书人不爱“ 绍兴”这个名字一来是因为它不够古雅（比起秦汉就有的“会稽”，绍兴是南宋赵构渡江，偏安一隅才改的）。更重要的是，那时在北京的绍兴人太多－“麻雀豆腐绍兴人”，良莠不齐，名誉太坏，所以作为绍兴人的知识分子都深以为耻。读到这里，我恍然领会到后来陈源等攻击北大中文系被“某籍某系”操控、后来又有人骂鲁迅是“绍兴师爷”时他为什么勃然大怒，所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出身无法选择也不能改变，也难怪鲁迅恨之入骨。
周氏兄弟那时的情意很深，但鲁迅一直是两人中的领头人和“严师”。比方说，周作人自承在东京时发懒，不愿翻译，于是鲁迅饱以老拳：在他头顶敲击，许寿裳劝解拉开这才作罢。在绍兴会馆住的时期，因为常有猫群来两人住的补树书屋房顶上叫春咬架，鲁迅总要半夜从床上起来攻击：周作人搬一张方凳扶好，鲁迅手持竹竿对屋顶上挥舞痛击。这个场景在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我也看到过，只是那里没有提周作人。至于鲁迅的小说《兄弟》中的情节，周作人说是他本人在北京得麻疹经过的实录。文中哥哥的焦虑、担忧，以至于梦见弟弟死了，自己要照顾他的遗孀和孤儿，周作人说也是鲁迅本人的自况。他甚至说鲁迅的《伤逝》是以男女爱情的幻灭比喻兄弟情意的失败。无论这是否是周作人 “自作多情”，他在四五十年以后再来回忆两人交恶前后的点点滴滴，而且还籍此卖文为生，其中滋味，只能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吧。 |
发表于 2009-10-29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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