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内部平等主义倾向: 游牧地区能够承载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农耕地区，而牲畜通过移动等行为本身具有对环境变化的一定适应性，可以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保证“随时食息”的稳定性，因此游牧社会大多以家庭这样的小单位从事生产，并以小规模的游团和部落为主要社会形态，内部具有很强的平等主义倾向。
2) 经常发生重组
由于迁徙频繁，这些游团和部落时聚时散，经常发生重组。重组之后，为了重新建立彼此的认同感、增进族群的凝聚力，往往会彼此联宗，重建族谱。人类学家曾经观察到父子两代人记忆的族谱就出现了明显区别，这在宗族关系相对较为明确的农耕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
3) 敌友关系也变化不定
同样，出于自身的利益，游团和部落之间的敌友关系也变化不定，今天为友（敌）、明天为敌（友）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4) 不羞溃走”
不仅如此，游牧民通常还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比如当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不利局面时，宁可逃走保存实力，也不愿意舍生取义，因而被农耕社会的人斥为“不羞溃走”。
5) 对外 掠夺
游牧经济还有一个特色是难于自给自足，像谷物、茶这样的农产品，布匹、丝绸这样的以植物纤维制备的织物，以及很多手工业产品，往往都需要从农耕社会获取。在和平的情况下，游牧社会可以用多余的畜产品与农耕社会展开贸易，比如中国西部的蕃汉互市，即以茶和马为交易大宗，因而被称为“茶马互市”。但游牧族群也经常对其他游牧族群和农耕社会进行掠夺以获取这些资源。
6) 游牧族群会联合起来，在部落之上形成更大的酋邦以至国家。
当游牧族群所需要的不能自给的资源主要来自农耕社会时，为了与农耕社会进行频繁的贸易和竞争，游牧族群会联合起来，在部落之上形成更大的酋邦以至国家。因此，强大的游牧帝国往往出现在农耕帝国的边缘。然而，国家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与游牧经济天然的分散经营方式格格不入，因此游牧帝国通常不能持久，一旦出现天灾、战败甚至领袖去世之类的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突然崩溃，各族群复归于各自为政的游团、部落生活。因此，在游牧地区的历史上，前一个国家的灭亡与下一个国家的兴起常常是不连续的。比如当突厥于唐初灭亡之后，蒙古草原上并非不再有人生存，只是因为不再形成国家，而和中原王朝相互疏远，导致中原王朝的史书也不再有详细记载罢了。直到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才又重新把这些分散的草原部族整合成一个国家，并且使他们都接受了蒙古的族属意识。
6) 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最后，游牧本身是一种相当艰苦的生存方式。游牧族群出于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果有机会进入农耕世界，往往愿意放弃游牧生活，改而从事农耕，这时候他们自然也就被农耕文化所同化。在中国历史上就一再发生这样的事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君主拓跋宏（即魏孝文帝，后改名元宏）主动采取汉化措施，使入侵中原的鲜卑人最终于同化于汉人之中。然而，他们只是丢失了自己的文化，却延续了自己的基因。根据体质人类学分析，先秦以夏人为主的中原族群在相貌特征上比较接近今天的华南人（蒙古人种马来类型），但随着北方游牧族群（大多属于蒙古人种蒙古类型）一波波地南下入侵，原中原族群一波波地向南迁徙，今天的蒙古类型和马来类型族群的分界线已经南移到了江南丘陵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上的同化并不代表游牧族群的失败，恰恰表明他们采取另一种方式保证了自己在族群繁衍上的成功。7)用来建立我群优越感的原因
游牧社会所饲养的牲畜，在旧世界主要是马、牛（黄牛最常见）、绵羊、山羊和骆驼（包括单峰驼和双峰驼），合称“五畜”，此外还有狗。五畜都是比较严格的食草动物，其食性、习性又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地区，畜群结构也不尽相同。相比之下，杂食性的猪不适宜在游牧地区饲养，因此是否食用猪肉成为区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重要特征，这正是很多游牧文化都把不食猪肉上升到信仰层面，甚至用来建立我群优越感的原因。新世界的游牧社会则饲养大羊驼和羊驼。
犹太教以及作为其衍生宗教的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统称亚伯拉罕宗教）这样的一神论宗教却从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样的游牧族群传到了世界各地，堪称是游牧文化留给世人的最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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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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