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子弟削尖脑袋也要挤进常春藤名校,为的是延续经济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 文/于时语 8月25日,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的儿子本杰明·奎尔赢得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初选,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时当选国会众议员。 小奎尔贵族预校出身,美国“南方哈佛”杜克大学毕业,是典型的精英教育产品。 丹·奎尔是老布什的副手。老布什的父亲是康涅狄克州联邦参议员。如果说老布什退伍“下海”,挣出可观家业再从政,有一定白手起家成分,那么年青时游手好闲的权贵子弟小布什能够在美国政界脱颖而出,便有靠“生而优则仕”的嫌疑。另外,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出任两届佛罗里达州长,布什家族下一代若干成员也被看成潜在政治明星。 而民主党的世家门第,无过于肯尼迪家族。肯尼迪总统老爹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二战前夕的驻英国大使。大儿子不幸在二战中殉国,老二出任美国总统,老三(曾任联邦司法部长)和老四除了当选参议员,还都竞选过总统。肯尼迪家族第三代中,至少已经有两位国会议员,一人出任马里兰州副州长。肯尼迪总统的公子如果不是死于飞机失事,多半也早已从政。 当代美国政界中,“生而优则仕”的其他政要还包括前副总统戈尔(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之子)、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新英格兰地区“蓝血”世家、肯尼迪家族友人)。至于父子议员,更比比皆是。阿拉斯加现任联邦女参议员继承了她父亲改任州长让出的参议院议席,而佛罗里达州现任黑人联邦众议员则是继承他母亲退休的议席空缺。 可以说,美国精英的发迹途径,在克林顿、奥巴马、基辛格等人代表的个人奋斗之路外,也存在大量“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现象。 “平民美国”只是一个面 大西洋两岸原来有一项传统文化区别:欧洲有历史悠久的贵族制度和社会等级区别,而美国自从立国以来,便以《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平民社会自诩。 在长期的奴隶制度和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迫害之外,“平民美国”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所谓是美国对世界各地移民的一大吸引力。“美国梦”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哪怕是一文不名的下层社会穷光蛋,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亿万巨富。反过来,富人家族后代难以代代维持富人地位。总之,这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地方。 这种“机会均等”的实例,见于众多的新贵,如比尔·盖茨等,而百年前的垄断资本巨头后代,除了洛克菲勒的若干子孙,其他大都已默默无闻。从社会学角度,至少在主流白人之中,美国普通平民的“社会上升机会”的确是西方世界第一。 然而,美国频频出现的政治世家门第,与前述巨富世家常常很快没落形成相当的反差。这说明,在美国政治地位的延续与财富的继承有相当的区别,财产不是保持精英地位的充分条件——美国上层社会还是具有将大部分个人资产回馈社会的优秀传统。而在小布什总统任上,作为共和党“保守革命”的一部分,曾经大幅度减少遗产税,增加了个人财产的世袭。 精英教育世袭是根本 中国常熟翁家,从满清到民国出了两代帝师、两名状元、四世公卿和其他社会名流,特别是有成为两朝帝师的状元翁同龢。道光十五年,入值上书房、授国子监祭酒和奉天学政的翁心存在督促儿子翁同龢读书的家信中,披露了这一累世荣耀的关键:“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 美国上流阶级的家庭教育哲学,与这一教育思想几乎平行,可以归纳为:“富贵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确切地讲,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重要共识,即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不是金钱,而是精英教育。换言之,世袭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袭。 以美国历史上枝叶最茂盛的“贵族世家”罗斯福家族为例。两个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打破纪录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去了哈佛。西奥多·罗斯福一房更不简单,不仅维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传统,而且代有奇人。例如西奥多的孙子克尔密特·罗斯福成为中央情报局早期的顶尖人才,是1953年伊朗政变、巴列维王朝复辟的总导演。其孙克尔密特·罗斯福三世也是哈佛本科毕业,再上耶鲁法学院,今天不仅是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州大学法学教授,还是颇有名气的小说作家。 不仅布什父子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老太爷”布什参议员,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布什家族是延续了至少四代的耶鲁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夫妇,四个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学毕业;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平均录取率计算,这该是“万年一遇”的现象。耶鲁校友克林顿夫妇新近结婚的掌上明珠切尔西,则是西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学毕业;“驸马爷”华尔街高盛集团银行家马克·梅兹文斯基不仅是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公子,更是切尔西的斯坦福大学同窗。 常春藤世袭现象不只限于“高干子弟”。由数百名华尔街捐款大鳄校友组成的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成员子女申请哈佛的录取率超过50%。其中美国最大烟草公司前副总裁詹姆斯·威尔奇,竟有六个儿子全部进了哈佛,超过了“万年一遇”的戈尔子女的成就。资源委员会另一大员拉尔夫·赫尔墨,则在2002年同班校友会上宣布:“我的三个女儿不仅全部从哈佛本科毕业,还全都嫁给各自的哈佛男友。” 《华尔街日报》曾指出,世家子弟“削尖脑袋”也要挤进常春藤名校,为的是延续经济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政治世家门第的出现和延续,是这一教育投资的重要回报。其结果按照《纽约时报》中右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诙谐说法,造成美国的党争,无非是常春藤毕业的共和党籍MBA,和同是常春藤毕业的民主党籍博士之间的权力轮换。 美国上层精英争取延续下一代的常春藤名校教育,是从托儿所和幼儿园时代就开始的。美国各级私立贵族学校和升学及课业辅导工业的兴旺蓬勃,便是明证。《经济学家》曾经发表专题报道,介绍在新近的经济大衰退之中,美国可谓百业萧条,唯独供不应求的私立学校成为例外。《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报道,更借一位华尔街律师之口,将这一上层社会偏好归纳为订立“远期合同”。 美国的“精英世袭”现象,只是美国日趋明显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因果关系“世袭化”大势的一部分:蓝领中产阶级的衰亡,大学教育成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分水岭;最穷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子女获得大学学位不到9%,而最富四分之一人口中达75%(据《纽约时报》)。长此以往,美国社会可能存在越来越多“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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