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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这年春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几百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以至于毛泽东还在他当时的最高指示中提到：“人民大学调五百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可是，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陶铸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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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恐怖的“红八月”
但是，邓小平、陶铸这些务实的领导干部的努力，没能挽住既倒的狂澜。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标志，在这前后，一场摧毁一切的狂浪，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和人性都荡然无存。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家破人亡、切齿难忘的“红八月”。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开始了大规模批斗。不但校领导、系领导、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都被拉出来挂牌游街。我们系王命先老师（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在被斗后，次日便投河自尽。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批的罹难者。那场批斗会是在小礼堂，7月29日的下午，在一阵阵“打倒×××，把×××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我印象很深，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时，是自己走上台的。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拖着往前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我记得，一个所谓“反动学生”，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被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是点点血迹。在狂吼的口号声中，在看热闹的人群夹缝中，鱼贯而过。看的人，也是表情各异：有的诧异，有的惊恐，这是怎么啦；有的兴奋，革命啦，这下可是革命啦；有的似有同情，又不敢言语。
在这风浪起伏中，各人的表现和遭遇，有的突如其来，有的始料未及。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系邻班有位同学写了份大字报，不知怎么落款写了个“主席门下之犬”。这本是古人极为自谦、极为自贬的说法，表示自己在领袖面前极其卑微。哪知，有人一分析、一上纲，说：“主席还有门下之犬吗？主席还用得着‘走狗’吗？”更有说门字下面有条犬，不就是“戾”字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要是讲出来还了得啊。一个平常很普通的同学，立马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和批准。于是，整日里就被大会斗、小会批，受着横来之苦。
看到往日备受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像狗一样地被拉来拉去批斗，被戴高帽、掛黑牌，受尽屈辱，心里很难受。在那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今天听说这个老师死了，过几天听说那个老师死了，作为学生，心里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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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8月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在这疯狂的岁月里，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西城区的一个中学，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更有甚者，连畜生都不如，把老师赶出去批斗，竟想在老师家里强暴师母。面对街上一队队气焰嚣张、狂傲无比的中学红卫兵，连我们这些大学生红卫兵都不想出门了。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
这是怎么了？是什么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甚至是孩童，变成了杀人狂魔、吃人的豺狼。作为学生这样大规模地残害、杀害自己的老师，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人间惨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解释，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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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城内分部，就是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是原段祺瑞的总统府、抗战时日酋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达官贵人以往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
1989年秋，我客串讲了回“大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而那时8×8事件才刚过去三个月。我在朗读这篇课文时，这批干训班的学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我，整个教室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这篇文章现在已经不在教材里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年刘和珍流血牺牲、倒下去的地方，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当我读到、念到这篇文章时，当然会有更深的感受。
还有件有印象的事，那两个月碰上了河北邢台的大地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
讲下体育课。那时叫“军事体育课”，不象现在的军训，整天在操场上立正、稍息、整步走，活动内容比较多，去过西山的靶场射击。1965年秋，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上游泳课。我从没下过水，在上海读书时，听说别的同学能上游泳池去，很是羡慕。有次，不小心在水里没站稳往后仰了过去，差点儿要呛水了。在边上的米受光同学，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我。
米受光是位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孩，热情、能干、大方。不幸的是，她英年早逝。我们班的同学里，已经有好几位离开了人世。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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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而且还只限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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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发得不对了,是以前的一段)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复，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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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我作为一个首都红卫兵，几次参加了维护秩序。接见的方式，开始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主要是外地中学生）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但很快因为队伍拥堵、不易疏导，而改用把红卫兵装上大卡车开过去。这几次，我们基本上都在天安门前。但是让红卫兵坐卡车。需要动用的车辆太多，又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站在最前面。毛泽东站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向人们招手示意，最近时离我们不过一、二十米。有次是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车速慢了下来，看得非常清楚。其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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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串联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我们班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做何感想。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还走反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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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9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乱，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
晚上我们去南京路宣讲“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论调。这回儿好了，适应过来了，很随便地带上两个板凳，事先也不用准备，站上去就讲。上海市民非常关注，马上就围了上来，不但认真听讲，还提出了不少疑问。我们其他同学也在四周，跟市民们解释、讨论。这时上海也已经开始破四旧、斗黑帮，虽然声势、手段远不及北京的凶狠。市民们最关心的是：文革是这么搞的吗？这是党中央的意思吗？他们焦急地一遍遍地问。我们也照着“5•16通知”（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宣讲，这确实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思，当然运动过程中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说起这些来，我们也是不厌其烦、一套一套，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热忱得很。我们自己也说，在学校里都是“保皇派”（保郭影秋），出来都成了“造反派”。应当说，这些行为确实也是在为极左势力帮腔，为极左势力的洪水添加了一瓢水。如果说还有可原谅之处的话，那就是为这些还在疑惑中、还没有对这场规模空前、手段非常的大革命反应过来的市民们发出警报，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所醒悟、有所准备。我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的旗号（与后来的“人大红卫兵”不是一回事，那个是作为一派组织的专有名称），那行为、那仪态、那语言和水平，和那些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的红卫兵完全不一样。那些市民们尽管仍然是疑虑重重，可愿意和我们交谈、甚至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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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参加了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都出面了。主要是红卫兵上台批判发言，他们在一边站着听，接受批判。那次没有动武，没有搞“喷气式”、挂黑牌这些，只是动动嘴。按那时的说法，革命形势还很“落后”。
几天后去了杭州，主要也是游览玩玩。不过浙江省委领导听说是一帮北京来的红卫兵，也都有求必应，安排了接见。接见时，浙江省委的一位书记特地强调：“我们浙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省，铁路、民航都归上海管。虽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海港，也就宁波的甬江有点小码头，还赶不上上海的苏州河。”意思是这儿很浅，你们快走吧。讲得倒是挺策略，我们有几位同学还真的直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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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在人大校园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滞留学生尽快离京（此时，我们没在校）。但这已经无济于事。秋天的几个月里，校园里挤满了外地的学生。等我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待着反而没劲了。大家纷纷往外走。这回就不是集体行动，而是各人自由活动了。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又步行串联去延安。我没去，不想出这个力，而是回家了。回家的理由，不那么“革命”，就是想省点伙食费。也不上课，待那儿干嘛呀？
班上有位同学，她爱人在山东黄县，说顺路一起走吧。可我们到了北京站一看，乖乖，人山人海，即使是离京也不容易，只有往东北的才有票。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到了沈阳。在沈阳没出站，又调头上了往南进关里的车。那车上挤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地上去，挤在车门口，只有个插脚的地方。车厢里空气浑浊，不一会就觉得喘不上气。一打听，这车已经停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开。我们看对面有趟车还空一点，赶紧就过去了。上去之后，才知道是开往丹东的。于是，我们就到了边境城市——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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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很清静。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有这样的地方还真不易。我们去了鸭绿江边，看了看当年志愿军跨过的大桥，看了看对面的朝鲜的绿水青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不过对那个政权，也是一言难尽，这儿就不说了。江面不是很宽，对岸静的房舍、动的车辆，看得挺清晰。在我们住宿的街道文化室，看到一群朝鲜族的大妈大嫂，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排练舞蹈。气氛是那样的恬静，舞姿是那样的美。真是很羡慕，羡慕还有这样的群体。在狂乱中的这份安宁，更显得弥足珍贵。不料，临走那天，晚上在候车室里，我正躺着闭目养神。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喊醒我，很粗暴地说，要跟他走。我问是怎么回事啊?那警察说,你别问,就是跟我走。好在这时，又有另一个警察跑过来说:不是他，不是他。两个警察便又匆匆地跑开了。是什么眼神啊，还边防警察呢。真叫人害怕呀，差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掉进一个冤狱里。我的那位同学正去了洗手间，回来要是见人没了，还真没地方找。当时我在想，莫非这个地方也有偷越国境的？就算要跑，也不至于瞎了眼往北朝鲜那个坑里跳啊。原来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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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丹东,又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次上车，可是在大串联中难得有的宽松，想坐哪就坐哪儿。过沈阳站时，看别人连滚带爬、你争我夺地拼命抢座位。不过我们在天津就下了车。这是为了要上山东黄县，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没在天津停留，出火车站便去了海河边的码头。别看这几个小时的路过，16年之后，我女儿在这儿上了南开大学。她在校的四年里，我来过不止十次。天津，还有我的另一段故事。不过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就登上了开往烟台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只是那码头不大，轮船也不大，远不是想象中的能劈波斩浪远渡重洋的那种气派。
轮船在半夜到达黄县的龙口港，没有靠码头，下船的人是从船边的舷梯下到小筏子再上岸。而我留在船上，继续往前，天亮时到了烟台。烟台，是在我生命中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四年后，我在这儿经历了第三次工作分配。十一年后，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一员，住了四年。我在烟台地区，前后生活了十一、二年。在我生命的岁月中，烟台不是一页二页，而是整整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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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烟台，又去了青岛。这又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前后两次串联,我去了七个城市。除了南京，其余六个都是沿海城市。而我人生的最后落脚，却恰好是在南京。在青岛，我住在一个中学的大房间里。当时里面还住着一帮十多个上海中学生。我在街上买了个极廉价的一、二元钱的贝壳工艺品，放在床底下。第二天没了，当然不会有别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叽哩哇啦地商量着。我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们，只是鄙视地看着。
我之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还要提起这件小事，是顺便想起很多。尽管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从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认为上海或上海人就一定是怎么怎么地好。讲“海派清口”的上海著名艺人周立波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能搞到一起呢？”对此话，我倒不以为然。我就是一个既能喝咖啡、又能吃大蒜的人。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论北方还是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好的人，也都有坏的人。我为我的故乡上海感到骄傲。但要是我出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会为那个故乡而骄傲，仅此而已。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优秀民族。他们能够进化到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个位置，能说不优秀吗？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就与法西斯的纳粹思想相差不远了。我们人类是个大家庭，而地球，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少一些偏激，多一些理性，这也是文革灾难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之一。豁达大度、不卑不亢，才是我们“大国之民”（这是借用有些人的说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自诩）应有的态度。
回上海后，跟高中老同学去过闸北的上海钢笔厂和杨树浦的国棉十七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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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坐车可以不买票了，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各个学校又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就像成千上万的麻雀，轰的一声，腾空而起，树林子里反而没鸟了。
我们班马上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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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做何感想。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还走反了方向。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9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乱/，/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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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段,放在"恐怖红八月"里的后面

而且在极左势力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向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所谓的毫无根据的“阶级敌人”等等蔓延，以至为私仇而杀，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这决不是共产党人的行为，也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忍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这个使全世界震惊的恐怖的八月，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此逆转。
但是，能说吗？
然而，文革的凶险还在于，这批狂妄无知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却是文革舞台上最早被赶下去的人。这年的秋冬季，他们的父母相继成为走资派而受到冲击，他们自己也就在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女”、政治弃儿。他们在前期对别人的凶残手段，却在告诉别人，原来文革是这样搞的。随后揭竿而起的以在原有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群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爹妈之身。他们的不解与反抗也就可想而知。年末，这批以“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就被取缔。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血，而是因为他们起而反对继续拉着极左列车狂奔的他们当初的江青老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了。1967年春，我们去参观过被取缔的一个“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它原是满清皇帝的一个行宫，里面楼台亭阁，可与大观圆相比。在展览中，看见他们施暴的种种酷刑，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奢糜。解放后，才十几年的干部特权，就养出了这么一批干部子女。这个展览，如果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也不失为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对如何教育培养好“官二代”、“富二代”也极具警示作用。（本文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分析论述）
近来有些报刊，陆续刊登出现在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位行为深感惭悔，如2010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尽管这样做的人还不多，也不是一些主要责任者，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视历史，反省错误，才能真正地跨过这黑暗的一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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