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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而言，仅举湖南的道县为例。1966年秋天，杀人狂潮冲击到湖南南部，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最终失去控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哪家就杀哪家，冲到哪儿就杀到哪儿。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66天内，就杀死4913人，自杀326人。杀人花样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惨绝人寰，绝非“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所能描述，笔者都不忍在此复述。讲出来，能令天地失色、神人共怒。（具体事例，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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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派对立
(1)简要分析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来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极左势力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是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以免尾大不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文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被相继抛弃。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本文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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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
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必要的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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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二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获胜，尽管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要说极左，两派中都有极左。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拿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致的。至于现在有的人，只看到文革的几个片断，就兴奋，就以为能一试身手，也在那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就更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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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庭对抗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到了这时，再公开颂扬他，已经不合时宜；但公开否定他，也不得人心。所以在这之后，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
1967年初，校内两派的阵营逐渐泾渭分明。“新人大公社”一派往北面集中，“人大三红”（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的统称）一派主要在南面一线。等我回校时，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新人大”一派的同学都已经不知搬到哪儿了。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留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我在“三红”这边，连个红卫兵也不是。我也没管这些，能有个地方打饭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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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双方也都以造反派自居，都是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个别头面人物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个什么，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路线说半个不字。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最后两派的头也都没赚到好。这一点，当时就能看得出来。就像那些狂热的中学红卫兵，效尽了犬马之劳，最后也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有关系的除外。不要以为那时就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不要以为那时的社会有多纯净，只是那时的关系和“后门”更隐秘，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少有人能钻得进，不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找关系。
那时还有一类人，叫“逍遥派”。就是哪派也不参加，游离于运动之外，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落后表现”。我倒不全是这种情况，虽然对参加派性活动不积极，派性情绪不强烈，但对政治是十分地关心。比如，对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当时发表最重量级文章的形式，直接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各地的文革动向，也十分地关注。这是和“逍遥派”不一样的地方。综合起来看，在这场狂风暴雨中，应该讲，我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在哪一派，倒是无所谓。至于北京的高校，又分什么“天派”、“地派”，那就更是扯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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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过起了在《革命四十年》中两次提到的相类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此，食堂的门口还贴上了一幅大大的对联：“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不过，饭钱是要交的。平常更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安全起见，也很少出去。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本方“三红”就连续播放过一个被关押的校级领导的“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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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孤岛时期
两派一分开，我们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很狭窄的区域里，活动范围很小，近乎成了封闭的“孤岛”。因为外面的世道很乱，我们也很少出去。要出去，也就是出去上街刷个大标语，兜售个“人大三红报”。要不，就干脆回家。
这段时间里，我们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 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有了个不一般的孩子。在没有联系上、没有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  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在那最动乱的日子里，她也被拖到操场上/遭/到/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来。/一些日子之后，她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她那时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又带着孩子，住在北面的房间。她说，可怜孩子，始终见不到阳光。我便抱着孩子，下楼，去到楼下的操场上，让他也能晒上一刻太阳。小孩是无辜的，他竟然还不习惯那明亮的阳光，常常都睁不开眼。他才几个月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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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
我也没为“三红”出过力，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另一回事。1968年离校后去部队农场，我和“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在一个班。1970年离开农场后，他被当作“五一六”，从河北井陉的一个部队被服厂转在江西接受审查。那时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断了好多联系。他说，他在那儿接到的第一封信，是我寄给他的，比他家里给他的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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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
我也没为“三红”出过力，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另一回事。1968年离校后去部队农场，我和“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在一个班。1970年离开农场后，他被当作“五一六”，从河北井陉的一个部队被服厂转在江西接受审查。那时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断了好多联系。他说，他在那儿接到的第一封信，是我寄给他的，比他家里给他的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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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帝反修
（1）苏联大使馆
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还扫到了国际舞台上。“反对帝修反”（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就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这一节，把几个涉及对外关系的极左事件放在一起讲。
1966年夏，和“恐怖红八月”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掀起了极左的第一波浪潮。首先就是扫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头上，眼前现成的目/标/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8月24日，数十万人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举行更名为“/反/修/路/”/的大会，会后就是大规模游行，连续了好几天。
两、三天之后，我们也去那儿游行了一趟。这一次，使馆前的军警比较多，在围墙和门外的十多米就排成了密密的人墙，挡住游行队伍不得靠近。望着院里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青色的圆形房顶，看着旗杆上飘扬的是镰刀斧头的红旗、象征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也不由得感慨万千。小时侯颂扬中苏友好的歌曲还不绝于耳，这就已经分道扬镳、仇人相见。曾几何时，因为“反苏言论”而打了一大批右派，到如今已和苏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很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而此时离57年反右还不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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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极左势力又燥热起来，掀起了在国际关系上第二波极左狂潮。
6月18日，冲砸了印度大使馆。
7月3日，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8月5日，冲砸了印尼大使馆。
这还不过瘾，这些还只是“各国反动派”。要反对帝国主义，头号目标，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但对于红卫兵来说，那太远。能看得见、够得着的，就是帝国主义阵营里面的老二----英帝国主义了。它的象征----英国驻华代办处，不就在朝阳门外的东郊吗？再加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为支持香港发生的“抗暴斗争”，英国代办处就成了北京红卫兵发泄的对象。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据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yingguo英/国/驻/zhuhua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ying//国guo/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22日晚10点40分，随着一颗信号弹的升起，围困英国代办处已达十多个小时的人群冲进早已切断电话线的代办处院子和建筑物内，砸毁家具、用品，点火焚烧，并对英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殴打、凌辱。整个事件延续到凌晨两、三点。这时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了。
两、三天后，我们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这也是到北京后，第一次到东郊的使馆区。现场已经相对平静。栏杆和院墙外有许多军人和警察看护。建筑物的窗户几乎都已被砸碎，窗框上方留下了火焰烧过的烟灰，墙上到处是墨汁瓶砸上去炸开的墨迹。可见当时行动之“强烈”。
我们也是“激于义愤”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香港！”之类的口号，看着目无表情的军警，也没有人再往里面扔石头。
应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是种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践踏人类文明的极端行为，决不是爱国主义，决不是革命行动。它貌似强大，实质虚弱，不能伤及对方皮毛，反而却严重损害我们国家的良好形象和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过是比阿Q精神还要恶劣得多的一种另类表现，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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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共代表
还有次活动，也提一下，虽然我没有参加。
在对外关系中，为了充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极左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对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都翻了脸。除了极个别的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那个被杀掉的齐奥塞斯库，其他都斥之为修正主义。而正是这个霍查，后来被证明最不是东西，在八十年代反华最起劲。那句有名的最高指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现在看来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啊。用老百姓的钱财、鲜血和生命去无私地援助别人，却反过来被人骂、被人咬，这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这儿要讲的是日本共产党。按说日共在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方面，观点跟中方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多次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除少数问题（如是否参与议会合法斗争外），也是比较倾向于中方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伙伴，和他也是绝情相对。这年8月3日，日共驻中国代表绀野纯一、砂间一良两人撤离中国时，被红卫兵截住开批斗会。上机前，又被迫从两排红卫兵中穿过，一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们洗澡换衣服，他们抱头痛哭、坚持不肯，就是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五十多天。
插一段话：我为什么会想起日本共产党？我是个共产党员。《国际歌》是我的最爱。你听那雄壮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跟“他是人民大救星”不是一回事。在小说《革命四十年》中，我提到了几十首歌曲，《国际歌》是唯一提到了三次的一首歌。我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从阿连德、格瓦拉到奥尔特加，从门格图斯、多斯桑托斯到卢蒙巴，从奈温、苏加诺到卡尔迈勒，他们都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怎么评价是另回事）。举个例子，2003年，美军刚进占伊拉克，在巴格达市民推倒广场上萨达姆塑像的电视画面里，我就注意到有人举起了红旗。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处境十分艰难。看到这面红旗，我十分惊喜。果然，几天后，有外电报道，伊拉克共产党人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重新活动。伊拉克第一次议会选举，他们还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和敬佩。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命运都在我心中牵挂。这是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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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日共代表那样穿越红卫兵通道，还算是最轻的。在驱赶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出京时，在火车站前他们要穿越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红卫兵通道。那就不仅是拳打脚踢，更有刀斧棍棒。走得慢要打，走得快也要打；抱着头要打，不抱头也要打。有多少人，没等走到车上，就已经被活活地打死在地上。
几十年后，当我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问题清晰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像红八月这样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在涉外活动中敢这样猖狂，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究竟是谁在组织策划？那时，基层组织已经瘫痪，单位领导已经靠边，群众组织（除了中学红卫兵外）尚未成型。是谁，有这个力量？不得而知。或许，不知道的人是个谜。知道的人，不会说，或不能说。
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形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撇开这件事，不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对这场极左灾难的反思究竟有多少呢？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放下来。除了对受迫害的高层领导干部给予平反，有较好的安排外，对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又有多少的诚意和歉意呢？只是不说、不提而已。其实，即使是歉意，人家也不一定肯接受。日共与中方从此恩断义绝、不再往来，达三十余年。连共产党人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
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颇为反感。我想，这话应该倒过来讲，中国人中有丑陋的，而且还丑陋得不轻。只是那些丑陋得不轻的中国人反倒是很有市场，张狂得很，时不时地还能尽情表演，把不丑陋的中国人挡在了后面，给别人以中国人丑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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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念锦

说的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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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逝者血泪
（1）孙泱之死
此时，极左势力依然没有一点消停，不断出击，继续选择人大作为突破口。郭影秋的问题还没着落，又推出了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问题。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
孙泱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牺牲于上海龙华。孙炳文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孙泱自己长期任朱德秘书，还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是张春桥首先想到了这点子，点名批判《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
1967年1月30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先跳出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把矛头指向了孙泱。不久之后，他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