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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自己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但社会的伤、民族的伤、国家的伤，都痛在我心上。有了这些经历，到今天也就更能感受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更能感受到建设一个和谐、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更能珍惜当前的历史性机遇。
现在有些人出于对官场腐败的痛恨，而幻想用文革斗走资派的办法来整肃吏治，这实在是不了解历史真相而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幼稚。就连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宗海仁写的《第四代》（香港明镜出版社）中有句话说：“他（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严厉惩治了那些崇尚特权的贪官污吏，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毁于一旦。”这前半句，就不能赞同。文革中，那么多被打倒、被批斗的“走资派”中，能找出有几个陈希同？有几个陈良宇？在揭发出来的成千上万的“罪行”中，有几条是属于“贪污盗窃、中饱私囊”的？文革的矛头所向，讲得很清楚，就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所谓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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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贪腐，只能靠民主和法制，靠现代民主保障下的社会监督，包括公众监督和新闻监督。套用一句话：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行的。绝对不能靠文革式的暴力，那只能为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最终还伤及自己。而否定、贬损现代民主的做法，则正是中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下怀，为他们所窃喜。现在社会上的一些所谓左右纷争，如果能够正常地、公开地、充分地讨论，实际上有很多是可以平息的。
真心劝那些还想试着对别人挥舞极左棍棒的人，那根棍棒，一旦挥舞起来，是不长眼的。打在谁身上也是不会轻的，包括挥舞棍棒的那些人自己。君不见，极左反被极左害，从法兰西大革命到“五•一六分子”，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你们没见过在极左时期就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枪决的极左分子吧？我见过，而且还是在召开公判大会被押上台之前跪在台后时的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他的案情，他的审理过程，他的家庭，我都知道，也是一言难尽。该案的审理过程，一波数折。此人追随极左，有罪但罪不该死，一审判处四年，不服而上诉。却正赶上1970年的“一打三反”，结果作为典型而改判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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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成千上万人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像海浪般地涌来。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跪在那儿，绻缩一团，闭着两眼。听到我的脚步，他大概很少会听到我这种平缓的脚步，居然抬起了头，睁开眼，看着我。当四个眼睛相对的时候，我的内心完全被震颤了。我不知道他那被塞进大木球的嘴，最后还想说什么，但那难以名状、无法解读的眼神，却至今留在我心里，尽管我明白他只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牺牲品。不过，这已经不是我在校期间，就不多说了。小说《革命四十年》一开始枪毙高增光的情形，就是借用这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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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是指1970年1月、2月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指示所开展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战果”，据《大动乱年代》一书说：“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逮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该书由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而“清查五一六”一事，则是根据中央在1970年3月发出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发动的。在清查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残酷迫害。”（请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两次运动中的运动，很大程度上被各地当权派和拥护他们的群众组织用来对付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是用极左来反极左、保自己。我不认为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就一定是在追随极左势力。但是，极左势力却是些薄情寡义之人。他们从来只是利用，而没有想到要保护、或已经没有力量保护想要追随他们的大小人物。他们从来没有真心地对过一个人，没有，一个也没有。任由这些造反者在大多数地区被一一翦灭。最终，四人帮自己被轻易地一举拔出而毫无抵抗之力，这也是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还想要玩极左的人，由此要深省啊。搞极左那一套，不光是你玩别人，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要搞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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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守住道德底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党团行政组织都瘫痪了，不但没有人来管你（除了革命对象），极左势力更是彻底摧毁了善良、正直、道德、文明所有这些人间美好的东西，而是竭力煽动凶残、崇尚暴戾、泯灭人性，把人变成吃人的豺狼。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也就此放纵自己，在革命的名义下，去打砸抢烧杀抓，横行四方，为所欲为，自以为得意，实则不过是在给别人充当打手和走狗，干下种种后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蠢事、错事、甚至是罪行。
在那种情况下，我只想做个人，做一个正常的人。坚持人性，拒绝兽性。守住道德底线，决不盲从。不管革命的口号怎么响亮，打人总是不对的。这个道理，谁都应该懂。别人不遵守，咱管不了，但自己应该守住，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论何时何事何地，都要坚持做个人，不去同流合污。这种自我要求，放在今天，有点可笑了，但在那时可是有点不易。在那浊浪排空、最疯狂的日子，我虽然也戴着红卫兵的袖章，但是没有打过人，没有骂过人。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登峰造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我从没有做过早请示晚汇报，从没有跳过忠字舞，没有背过一次最高指示，没有写过一次学习心得体会。当时北京红卫兵中最疯狂、最残忍的极端分子流行起剃光头（包括一些女孩子）。我们班有同学也提出了这个动议。我断然拒绝。后来，再也没人提这事，也没有人真的去剃这种在当时实际上是法西斯标志的头型。当然，这些也没有什么可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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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独立思考。母校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莫过于独立思考。在这场革命狂潮中，我是个亲历者，也是个观察者、思考者。当然在那种体制下，要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也很难。不去咬人，还要防备被别人咬。要么闭嘴，要么被碾得粉碎，再要么就是违背良心，去为虎作伥、践踏别人。在文革中，我一是庆幸自己没有被狗咬，二是没有被忽悠、被利用。文化大革命，是史上最大的一场大忽悠，连忽悠别人的人自己最后也被忽悠了。而我所做的，则是像有句话说的那样，“冷眼向洋看世界”，在默默地思索，一直思索了几十年。小说《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也正是这种思索的继续，是这种经历和感受的继续。
既保持自己，又适应社会，也是当今体制下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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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武斗之后，我又回家了，心中充满了悲切和沉重。从没想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竟然会落到实这种地步。
回家也并不破费，省下的伙食费，能顶个车票钱。这时坐车已经要买票，没有串联的了，更少有探亲访友的。车上比较空，我的对面是个空座。半夜时，忽然有个中年男子过来，极迅速地坐到我对面，马上就低下头趴在桌上。他衣着不整，胡子拉碴，什么也没带，这在当时也常见。但他的这番动作，使我挺在意。
天快亮时，他抬起了头，和我说起了话。我是个不习惯和别人多说话的人。现在有个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其实那时更是如此。不是怕受骗，而是怕被告发。被告了，你还不知道别人在背后告了你什么。不多说话，是种自我保护的被迫与无奈。所以，我也就哼哼着，并未去多理会。
两、三句话之后，他突然说：“我是从里面跑出来的。”
我心里咯蹬一下，在想，他告诉我这个干吗呢？是看我不像个强悍之人或刁钻之人，讲些无处可诉的话；还是要吓住我，让他几分，给他点钱，或给点吃的什么？我也没有啊。
我就跟他说：这事，你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别人。你要是渴了，就喝点水吧。
我把茶缸推了过去，也不准备要了。
他惺惺然，点点头，极轻微地一笑，不说话了，接过缸子，猛地喝了起来。
不一阵，有铁路警察过来，他又看着我。我随意地说：“快到了吧？”
他点点头，轻声地应着：“唔，唔。”
那警察并没有盘问，一走而过。
我在想，他这前后可能是心里紧张、手足无措的一种表现。当然，人逢此境，能这样，已经不易了。
要问：那你怎么没有向警察揭发他呢？这不是在包庇逃犯吗？这也好回答。因为我不能证实他说的是真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也不用去证。更何况，那年头受冤的落难之人多了。真的坏人，正跳得高呢。
天刚亮时，他下车走了，也是极快地走了，消失在车厢门口。在那最后的一瞬，他回头看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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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之后，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该分配了吧？便又去了学校。
从上海回校时，在济南下车，游玩了一天，看了看大明湖、趵突泉和南山烈士陵园。中午在饭馆吃面条时，看见了有几个要饭吃的、衣衫褴褛的乞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乞丐，心里很有感触。以前，因为是在上海，即使是困难时期那几年，国家对大城市有重点保障，还能吃上进口面粉，再加之父母的全力呵护，生活大体还过得去。相反，是在文革之中，当政者十分注重政治形象的时候，看到了这一情景，很使我愕然。我总觉得，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种境况。社会主义，先不说“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些话，至少要有起码的社会保障，不应该有贫困到没饭吃、没衣穿，而没有人管，被迫上街乞讨。只要还有这种情况存在，就至少不能说是个运转顺利的社会主义。
这济南，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我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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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宣队
回到学校，果不其然，大学生活要结束了。不但，大学生活要结束了，大学的红卫兵、大学的群众组织也都寿终正寝，甚至连人民大学自己也没有了。
为结束已经完全失控的校园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校。工宣队的任务，如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最高指示所说：“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7月27日，数万名工宣队员在解放军的配合下，首先开进清华大学。清华的“井冈山”一派进行武装抵抗，结果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死了五个工宣队员。
28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了北京高校的那“五大领袖”。清华的蒯大富哭诉，遭到了工人的镇压。毛极其严厉地说，你要抓黑手，那个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说完这话，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走进另一间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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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领袖”瘫软在沙发上。其中地质学院的韩爱晶说了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蹦跶了两年的红卫兵，顷刻之间就被淘汰出局，而且再无翻身的机会。它的使命和活动，就此结束。（以上事件，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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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工宣队进驻人民大学。那天，在校门口迎接工宣队到来，两派分列在路的两边。我看到了一年多没见面的那一派的老乡和同学站在路对面，众目睽睽之下还离开队伍穿过马路，走了过去，多少感慨一言难尽，笑谈了几分钟后又再走回来。
那时工宣队列队走到哪儿，队伍的最前面必定有一个人双手捧着个玻璃框，里面装的是芒果的仿制品，后面才是一大帮表情严肃的人。那芒果本是一个非洲友人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他又在8月5日转送给了清华工宣队。这可成了了不得的圣物。甚至有传言，那芒果一千年才结一个果啊。其实，那时市场价也就不到一元钱一斤。要真是一千年结一个果，它也决不可能繁衍生存下来。现代迷信，由此可见一斑。
想起1966年4月，高校的文革也是以派驻工作组开始。这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而大批特批。两年多后，又以另一种方式派了工作组，作为这一段的高校文革的收场，也是很有讽刺意味。工宣队进校之后，便开始了“斗批改”。对于人民大学来说，则是“斗批散”，连学校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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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进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两派的大联合。作为一般群众，也无所谓联合不联合。对方的同学陆续搬回原宿舍，坐在一起讨论学习。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怨恨和冲突。再说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早就看透了，过腻了。说要“联合”，也没有多大抵触，也能坐到一起。
班里面第一次重新开会，是在操场上，每人一个马扎围着圈坐着，也没什么对抗的情绪。几个同学发了言。我也发了言，表态要摈弃派性，还得到了掌声。其实，这些年的灾难伤痛，该怪谁呢？能怪自己班里的同学么？这不是明摆的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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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来后，对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也没有给说法。但两派的头就没有舒服日子了。两年后，他们有的去了江西接受审查。那些群众组织的头，包括北京高校所谓“天派”、“地派”的头，能有个“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那个在文革造反活动中，鞍前马后、不遗余力的清华的蒯大富，文革后被判了17年。
“人大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同学，应该说是个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却没能正常地发挥出来。“新人大”的负责人赵同学，最高指示说他“不是反革命”，那就算是最大的奖赏了。这些挺有能耐的文革弄潮儿，却被文革大大地忽悠了一番。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忽悠。
对人大的两派组织，我不想偏袒和辩护，也不想检举。我不是个知情者，没有什么可检举。在本文中，也没有秘闻和内幕，只是讲了些当时人所共知的一些事，而现在很少有人讲了。我觉得有必要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听这段荒唐的、渗着血泪的、足够我们民族记取千百年教训的历史。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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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分配
很快就毕业分配了。盼了一两年的事，几天之内就搞定了，搞得很快也很神秘。
那时的分配，都有个分配方案，即每个专业都有个与学生数等额的接受单位名单。通常情况下，接受单位都有具体名称。也有不是具体单位，而是某地或某系统。比如，到六机部（原船舶工业部）报到，这并不是意味你就是在阜成门外的那个红楼，而是去了再往下分，也不一定就是在沿海，说不定离海边还好几千里地呢。为了表示分配的公平合理，不少学校是提前公布分配方案，而后由学生讨论，谁该去哪儿，但往往谈不拢，最后由系里定。
但这次，分配方案事先是绝对保密，也没有什么过细的思想工作。没几天就公布结果：张三上那儿，李四上这儿。现在有的大学生羡慕那时的计划分配，人人都有一份工作，不用自己操心。是的，人人都有一份。但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你想要的那份，尤其不是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叫你去，你就得去。不去，也得去。你想不去，哪怕就是想回自己的老家、回自己原先的生产队，那也不可能了。因为你的户口，不在你手里。你的命在别人手里，哪儿也去不成，只有听命，想操心也操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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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67届的分配最差。因为那时各地还在一片混乱之中，哪还要什么人呐。我们班几乎是沿着国境线，一个省两个，都是到最基层。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或是分到各省再分配，通常是先到农场或农村劳动；再有就是到大西北、大西南的三线工厂。那些工厂都是几零几零的代号。有这么一个真的故事：在宝成线的火车上，有个女同学直哭。别人问她怎么啦？她说都来回坐了三次火车，愣是找不到所分去的那个工厂到底在哪儿。可怜的孩子啊，那些厂都在深山沟里，坐在火车上，怎么能找到呢？
我们班的这次分配，也有件可气的事，有个南京电子管厂的名额，被工宣队作废了，没有派人去。多可惜啊！我们班除了一个北京的名额，再就没有直接去城市的了。我们班有四个江苏同学，愣是一个也没让去。大概是为了显示他们坚决贯彻那时的“四个面向”的方针政策吧（“四个面向” ，即：“面向基层”、 “面向农村” 、“面向边疆”、 “面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那时也有个不成文的条条，对恋人，在分配方案许可的情况下有一定的照顾，尽可能让他们在一起，但一般就是别人不愿意去的偏远地方。我们班唯一一对相恋的来自天津的同学，工宣队也是好意，让他们去了内蒙，因为内蒙有两个名额。不料，两三天之后，都分好了，正准备要走呢，内蒙方面又来了明细的方案。两个名额，一个在东蒙的呼伦贝尔，一个在西蒙。两地之间，坐火车要穿越六七个省区，还得在北京转车，所化时间比从哈尔滨到广州还要多。我们都匆匆地走了，不知这事以后是怎么处理的，从那也再没有他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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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六年的同学，要分手了，却没有告别，没有依依不舍，更没有毕业典礼、合影和会餐。简略得连毕业证书都是系里叫我去用手填上的。我的毕业证书，是我自己填写的，这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极少有的。只是找不到稍为好一点的毛笔，字写得不够理想。很多年之后，听说可以回学校换新的毕业证，因为原先的上面印有林彪语录。我没去换，一是知道得晚了，再是这是我自己写的，可是不一般哦。
入学时，我们班是30个同学，六年后离校时却只有26个同学。临走时，我们都没有提到同学陈荣祖。那个撕裂的渗着血的创伤，谁也不愿去触痛。愿他的魂灵永远留在母校的土壤和树林里。而在我们的心上，有的是血，有的是泪，有的是无法抹去的伤痛，有的是展望前途的茫然和困惑。
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前面提到的我们班的那位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监护”。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可也是一把血泪。那天，我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那时，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在湖南社教的后期，我和她在一个大队，易俗河的湖田大队。虽说是同一个大队，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很少碰到。十多年后，我找到了她，还见了次面，她依然美丽如初。我们班的同学中，我是唯一和她联系过的人。她不一般的身世，决定了她会有不一般的经历。我祝她幸福，祝她平安顺利。据我所知，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湖南某地。这句话，我不想解释，有人会知道这意思。
离校前，倒是系办的老师，尽管这两年受过那么多的伤害，却还是过来对我们再三叮咛：到了单位，千万不要参与当地的两派斗争啊。拳拳之心，真是堪比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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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前的一个空隙，我偶然得知了我小学的同座就在离人大两站路的北大。她是位很优秀的女孩子，一直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我至今有印象的是，一次班里的男孩子分成两帮在空地上打了起来，她竟然跳到中间，大声喝止，那样地坚决，那样地勇敢，两边的男生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就使我想起了刘胡兰。小学毕业后，我们再没有联系。这次，我去北大找她，不巧，她没在校。当穿过她们宿舍楼时，那楼房不说是千疮百孔，墙上也是被砸开了许多个大洞，大概是为了武斗时可攻可守，便于穿越。1968年的三、四月间，聂元梓的“新北大”和“井冈山兵团”之间打得比人大还厉害。之后，我和那位老同学通过一次信。很快大家又都匆匆离校，彼此不知去向。回想起来，小学时，我曾用一本没用的收据背后画了个连环画，内容已记不起了（有五十几页，当然是很粗糙简单的了）。她看了很喜欢，我却没舍得给，多年来一直觉得是同学间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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