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一百二十四章 罪恶滔天(二)
“俺叫邱红妹,羊角溪村的,后来被卖到武汉,纱厂的老板把俺们买去做了包身工,从闷罐子车到上海,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了好多年,直到红军打来了,把俺们救出来,她们都是俺村的,本来有10多个,都没活下来。”
站到证人席上的一共5人,身材瘦得像麻杆,要知道,上海解放已经一年半了,她们在共产党的治下再也没有挨过饿,可是依然长成这样,因为身体被摧残得厉害。
对于她们,史良很有耐心,语气也很柔软:“红妹,你可以告诉我,羊角溪村在哪里吗?”
“在......瑞........啊!”
邱红妹像是见了鬼,惊叫起来,史良制止了法警的动作,继续问道:“瑞金?”
“是的,瑞金。”
五姐妹抱在一起痛哭起来,史良拿出一份材料,对法庭和观众说道:“她们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想我不能逼她们开口了,之前动员她们作证时,已经写下了证辞,就由我来说给大家听吧。”
“羊角溪村是瑞金县竹马岗乡下面的一个村,这个乡一共有14个自然村,在民国23年(1934年)6月前,人口总数约为2700人,她们这个村有两百人左右,而去年解放军到达当地的时候,整个竹马岗乡还有不到300人,消失的2400多人去哪了?”
她一指证人席:“其中有少数人像邱红妹她们一样被卖到了工厂、妓院,出卖劳力、受尽蹂躏,活下来的廖廖无几,还有一部分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其余的近2000多人,都被杀掉了。”
被杀掉了。
在大多数文件或是书本上,都只有这4个字,然而史良告诉他们的,是这4个字背后的惨状。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之后,蒋军带着还乡团杀回来了,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俺来说!”
邱红妹突然站起身,大声说道:“红军来了,俺不怕,俺要揭发,俺要作证。”
“别着急,慢慢说。”
“那年俺只有11岁,白狗子打到俺们村,把村里人都围在一起,俺看到他们把村支书李书记、村妇救会的戴会长还有好几个干部都捆起来,逼他们交待村里有多少党员,有多少军属,他们抵死不肯,就被锄刀活活锄死,白狗子割下他们的头装在笼子里挂在树上,还把他们的身子煮了,要全村的人一人喝一碗汤,俺们谁也不肯喝,就被狗日的一家家杀掉,俺家里7口人,两个哥哥在部队上,阿爷、爹娘,还有不满3岁的小弟都被他们杀了,俺被他们捉上车,说是能卖钱,俺们村200多口子啊,只剩了10几个和俺一般大小的姐妹,天杀的白狗子,天杀的蒋光头,你还俺爹娘命来!”
这些受尽苦难的姐妹的血泪控诉,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共鸣,哭声由点到面,慢慢响成一片,史良也抑制不住落下泪来,她用哽咽的语气说道。
“我们抓到了时任国府瑞金县长的邹光亚,据他交待,瑞金全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军烈属达到了18000多人,占全县总人数的80%,而剩余的20%,几乎都是年青女子,她们的遭遇比被杀更惨,沦为奴工、倡伎,在繁重的劳动和侮辱中死去。”
一个个的证人走上证人席,纷纷开口揭发蒋某人的罪行。
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100多万,瑞金、兴国兴两县80%人民被杀。
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
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
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也就是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县,福建省15县,闽赣省16县,粤赣省7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到了1936年,这一片地区的人口还剩下多少呢?
“我想请法庭传召下一位证人。”
“准许。”
在门口听了几个小时的男子走进法庭,看到证人席上那些瘦骨嶙峋,眼中怀着仇恨的女子,脚步不由得一滞,在法警的推动下,才勉强站到证人席上。
“证人报名。”
“我叫康泽,时任湘赣粤闽四省行动委员会总干事,别动总队队长。”
“这个别动队是做什么用的?”
“是在我的提议下,由蒋委员长同意成立的准军事化组织,大都由复兴社骨干份子充任,主要从事“反共、“清剿”、“治安强化”等活动,主要的任务是配合正规军,巩固占领的赤化地区的改造。”
“你的主要手段是什么?”
“别动总队进入赤区之后,首先挨家挨户登记户口,从中斟别赤化份子,共产党的干部和家属是其中的重点,其次是“保甲连户”,占领一地,巩固一地,清理一地,保证切断共产党游击队与百姓的联系,不使他们得到“一粒米”“一斤盐”“一颗药”,再次,对赤区进行思想教育,强制儿童上学、百姓上夜校,把百姓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
“上课教什么?”
“三民主义和忠于领袖。”
史良晒道:“我很好奇,你们在给百姓讲“民权”“民生”的时候,怎么解释一面杀人一面上学的?”
康泽说不出话来,更不敢说,这是他们改造过的“三民主义”,根本就没有这些条,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法西斯的领袖崇拜那一套,没有事例就喊口号,喊多了估计就信了。
“既然你们清查过户口,那么我来问你,你接手后,统计出来的当地人口总数是多少?”
“我记得民国25年,各县统计上来的人口总数是102万,差不多吧。”
“这个数目包括地主、还乡团和保安团吗?”
“当然包括。”
史良转向法庭的方向:“按证人所说,哪怕最保守的估计,苏区群众被杀人数也在300万以上,这是除去了红军扩红和像邱红妹一样被贩卖的年青女人以外的数目。”
而这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统计!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章 罪恶滔天(三)
这个结果,不光在场的观众震惊了,就连远在延安的主席、老总也无比震惊,他们是第一次听到如此详细的苏区大屠杀材料,正如史良之前怼蒋某人的律师的那句话。
“苏区之惨烈,十倍于南京。”
主席心痛得不能自已,他当时身上唯一的职务就是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被杀者都是他的子民。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老总一拳擂到桌子上:“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哪!”
徐向前也气愤不已:“他们在鄂豫皖干的也是一样,高敬亭同志发回来的报告称,好几个县的百姓都屠光了,很多人逃到山里,这是蒋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可耻罪行,比日本鬼子还要残暴,因为他们杀的都是自己的同胞。”
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李涛说道:“根据总政治部的同志努力,这位作证的邱红妹的两个哥哥下落已经找到,一个牺牲在长征路上,一个牺牲在抗日战场,都没有留下后代。”
主席一口烟接着一口烟地猛抽,不到一分钟,一根烟就见了底,老总太了解老搭档了,早年间,主席的脾气并不好,经常会把人骂得抬不起头来,在中央苏区的那几年靠边站,脾气也改了不少,很少再看到他生气的样子,而这个动作,就是生气已极,又拼命压抑的样子,不禁有些担心。
“老毛。”
主席猛地抬起头,眼中红通通地,泪光闪现:“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呀,我们在遵义开会,纠正了这个路线错误,可是......”
他站起身,在大厅走了两步,愤然说道:“蒋该死,我们的一些同志,是不是也该死呢?一个路线错误,轻飘飘几个字,那是中央苏区300万人民的血呀!”
老总的眼睛也红了,这场公审,其实也深刻地揭示我党在革命探索的道路上两次比较大的挫折,一是“412”,二就是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那些错误路线,两次都给革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412”损失了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5万多名党员,这一次,却是总数超过500万的革命群众的生命!
要知道,直到抗战开始前,整个陕某宁边区只有区区一百万人出头而已。
可是造成这一切的某些人,至今还身处高位,因为要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这些事情都不能再追究了,如果说遵义会议时,还只是痛惜损失在根据地和湘江边上、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那么现在所揭示的一切,就无法再用一个“这是革命道路上无法避免的损失”来盖棺定论了。
能让一贯注重团结的主席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心里痛到了何处。
随着公审的继续,一桩桩一件件的罪恶被揭露于世人面前。
“抗战开始之后,蒋名义上领导全国军民与日寇周旋,实则首鼠两端,不断与敌接触,一面打一面谈,就是其最真实的心态,哪怕在上海、南京沦陷,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累累罪行之际,他的代表依然在香港等地与日方代表谈判,妄图寻求一个停战求和的条件,这样的心态也影响到了国府高层的抗战决心,之前审判时,汪某人亲口说过,他与日方的接触是得到了被告首肯的,就连条件也让被告一一过目,之所以最后没有谈拢,是因为战场上败得太快,日方狂妄自大,不再以蒋为谈判对象,他没有办法才不得不继续打下去。”
史良向广大观众说道:“很难相信,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依然在骨子里把“反共”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不断地指示手下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甚至悍然杀害八路军设在后方的留守处人员,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日帝,于1939年2月颁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以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随之防共、限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惨案迭起,血花乱飞。演变所及,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南有确山惨案,河北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鹿钟麟、张荫梧、沈鸿烈、秦启荣,此四人,被蒋倚为“反共专家”,给我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根据四人的口供,他们都是接到了被告的密令,执行其反动政策,结合其在“918”事件中的汉奸行为来看,这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被告及其手下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汉奸,上述四人将被处于“汉奸罪”,在其后的庭审中另案处置,而被告,是其指使者,亦难逃法律的制裁。”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其口口声声自称的领导抗战的几年里,也有大量的与实际行动不相符的举动,下面请出的第一位证人,就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
一个男子走上走证人席,开始介绍自己。
“我是张治中,民国27年(1938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开始向两湖进犯,长沙处于危险之中,被告对于武汉失守时完整落于日寇之手十分不满,数次在国防会议上宣称要实行“焦土抗战”,“不给敌以一丝一毫”,据此指示,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府分别迁往沅陵、邵阳。随后,机关、团体、学校,以及大批市民也迅即开始疏散,截止11月,长沙城内滞留百姓约为30000余人,当日军攻陷岳阳,湘北门户大开时,长沙的焚城计划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由我牵头,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徐权等人具体执行,1938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适接蒋委员长文侍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史良问他:“此电令原文在此,与证人口述相吻合,上面写得的长沙如失陷,这是前提吗?”
张治中点点头:“是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火之时,日军尚在百里之外,长沙城一直到日军北撤都没有沦陷过①,你们知道这次大火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2万多百姓被活活烧死,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城付之一炬,事实证明你们的“焦土抗战”就是个笑话,造成了抗战史上最惨痛的悲剧之一,你们事后的处理也是不痛不痒,只不过找了三个替罪羊而已,始作甬者,包括你和被告都难辞其咎。”
张治中无言以对,朱斯芾不干了,起身辩解道。
“这是为了抗战,纵有小错,也应原谅,何况被告听说此事,连事赶往长沙,严令彻查,一举枪毙了三名当事之人,此事与他何干?”
“焚城命令是他下的,结果造成了2万余人无辜死亡,在你的嘴里就成了小过,为了抗战,好一杆大旗,可惜,法律只认事实,不听口号,事实就是日寇未至,而国军自己放火烧了长沙,致使军民死伤惨重,甚至焚城开始之时,城内还有很多军政要人未曾离开,包括时任国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将军、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等重要领导,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被告欲行借寇杀人之举。”
史良又拿起一份材料,对法庭说道:“这是河南省中牟、尉氏、西华、扶沟、淮阳等17个县的老百姓联合诉状,因为案性严重,涉及人数之多,地域之广,实为有史以来罕见,故此公诉方决意将其立为公诉案件,一并在庭上提出。”
“这便是民国27年6月发生的花园口决堤惨案!”
这一次站上证人席的是在武汉被活捉的侍从室主任商震。
“鄙人商震,时任第32军军长。”
“请证人详述事件经过。”
“那就要从民国27年5月说起了,我记得鬼子在台儿庄受挫之后,第5战区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准备武汉会战,主力撤出徐州,而鬼子为了截断我主力退路,一路西进,以土肥圆贤二的第14师团直逼开封,其部为常设野战师团,战力颇强,然立功心切,颇有孤军深入之嫌,故此,第一战区决意集中主力,一举歼灭这伙鬼子,程司令长官下令调集了俞济时74军、宋希濂71军合作、胡宗南第1军,杜聿明200师,黄杰第8军,桂永清27军,李汉魂64军等部,围攻14师团,前敌总指挥为薛岳薛伯陵。”
“这场战役是不是就是“兰封会战”?”
商震点点头:“是的,上述部队大都为中央军精锐,总数多达20余万,日军仅有区区2万多人,比起“台儿庄会战”的形势还要好得多,可是谁也没想到,战局在一个月之内陡然恶化,首先是桂永清为了保留实力,把46师(前身是教导总队)撤离阵地,自己跟着一起跑了,留下龙慕韩的88师守兰封,龙慕韩气不过桂永清这么干,也撤了,5月23日,兰封失守。还没完,黄杰的第8军(前身是税警总团的一部分,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后幸存人员编入第8军,养伤人员在后来编为了新38师),5月29日跑了,归德失守。围攻14师团的包围圈突然被打散,战局立刻崩溃。”
结果就是,日军第14师团以区区2万多人,打垮了20万精锐的中央军,直接威胁到国军主力的后撤之路。
为了阻止日军,蒋某人采纳参谋部的建议,决意在河南掘开黄河大堤,这个任务落到了商震的头上。
“6月1日,珞珈山军事会议上,刘斐宣读了被告进行黄河决堤的命令。6月3日,程潜命令所部开始进行决堤工作,具体任务交给了我所指挥的第32军,6月5日,我带部队在赵口决堤,失败。6月6日,赵口再次决堤,仍然失败,6月6日深夜,我和几名黄河水利专家经过讨论,认为花园口才是适合决堤的地方,6月9日早上八点,花园口决堤。”
商震说完,史良接着说道。
“花园口决堤,只不过阻挡了日军两个月,却给河南、安徽的广大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她拿出一份资料读道:“国府自己编写的《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又据中央社等报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洪水所致,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亦九死一生。艰辛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花园口下的中牟首当其冲,全县三分之二陆沉。幸存的难民扶老携幼,纷纷两逃……”
“花园口决堤事件老百姓带来的灾难, 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造成大面积的无人区。三省共计有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余人死亡,直到现在,河南大部分地区依然是一片泽国,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人们将其简称为“黄泛区”,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移,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此举罪孽之深,尤胜长沙大火。”
朱斯芾辩解道:“公诉方也说过,此举阻止了日军步伐,使得我军主力后撤至武汉,否则,若是主力尽丧,抗日大局有碍,又当如何呢?”
史良马上反驳:“被告律师口口声声“抗战”大局,我来问你,我们为何要抗战?”
“当然是抵御侵略,保卫家国。”
“那么掘堤此举,与你说的这八个字,有何相符之处?一,掘口之后四个月,武汉失陷,二,河南、安徽等省百姓受害达百万之多,谈何保家?这种做法,与高喊“抗日”屠刀砍向友军有何区别?法律只重实绩,口号、日记皆不作数,相反,此等行迹,不吝于害民之贼,与汉奸何异?”
朱斯芾无言以对,接下来,史良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蒋政权在抗战中所谓的“中流砥柱”作用。
“哪怕在日寇将亡之时,蒋政权依然不敢与之作战,一方面大肆发动对共产党部队的摩擦,一方面与敌媾和,竟然放任其主力北上,不惜让出重要地区,留下大批军资,岂图让日军与我军火拼,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地,可惜日本人却不给他这个面子。”
蒋鼎文、孙连仲等人上庭,揭发了蒋命其让出洛阳,却被日军偷袭,造成三十万大军崩溃,死伤无数的悲剧。
而川军、东北军等起义将领则对蒋以顾祝同第3战区,上官云相指挥第32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妄图消灭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的阴谋,给予了亲口证实。
以上种种,无一不表明蒋某人的反动本质,抗战是被迫,反共才是本行。
①历史上1944年长沙才第一次沦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