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我们民族志阅读小组第二次开会。这次的阅读材料是研究台湾农村的人类学家的一本小书，里面包含了她对同一事件（一个农妇“神灵附体”）的三种不同版本的叙述：一篇小说，一篇学术论文，还有她收集的田野工作笔记。参加讨论者包括两位经济学家、两位人类学家，还有我们两个从事文学研究的。

带领讨论的人类学家首先介绍阅读资料的背景。作者原来是康奈尔大学一位人类学家的太太，后来自己也进入学院工作。本书是对后现代主义对于人类学冲击的一个回应，因为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都是语言建构，民族志就像小说，谈不上科学、实证。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坚信民族志还是有科学根据的。

我们这次讨论的问题涉及到以下几点：人类学家的外语水平问题、个人因素在进行民族志研究中起到何种作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权利平等等。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两位经济学家谈到他们目前从事关于美国人收养非洲儿童情况的研究。这和他们的切身体验有关，因为他们曾经从塞拉里昂收养一个男孩，自己的亲生女儿目前也在非洲工作。据他们说，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非洲人不理解“收养”的概念，认为美国人可能是要贩卖儿童，有时还要通过“虚构故事”骗取美国的资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此严加控制，不容许任何类似“有偿收养”的情况出现。所以，那些希望收养孩子的美国夫妇失望不说，非洲挨饿的儿童也没法获得一线生机。

说到这里，刚从欧洲归来的英文系教授、也是我们人文中心的主任也说到她在波赛尼亚的经历，那里的种族隔绝现状，一个反映就是对不同民族的儿童讲述不同的历史，甚至编造土耳其人曾经奴役他们儿童的历史。到了原定3：00结束时，大家还意犹未尽，仿佛忘却了窗外的酷暑炎夏。

题外话：经济学家中的一位为艺术“献身”，剃了一个大光头，胡子也完全剃光，整个脑瓜如同一个鸡蛋，开头我都没认出他来。后来他解释说，是参加社区的戏剧表演。看来同事们的暑假生活也非常丰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