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然而它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记忆,“触及灵魂”,永不磨灭。 回眸往事,痛定思痛,他们也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笔法追忆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其中三部大家所著的代表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
季羡林是精通十二国语言、博古通今的学问大家,多年来浸淫印度佛教文化,潜心东方学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独树一帜的专家。他对“文革”的回顾也别有会心。
季羡林对十年浩劫的评语是:“‘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但丁笔下的西方地狱“太简单,太幼稚,太没有水平”;而印度地狱虽“博大精深”,刀山火海、油锅大锯、牛头马面应有尽有,可只能触及肉体。而“文革”中武斗文攻兼备,肉刑之外另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触及灵魂”的措施,让知识分子深受屈辱、忧惧、悲恸情绪的折磨,上天入地,无所遁形。
1966年,季羡林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担任教授、系领导,有半年时间幸免于难。可是,两个“及门弟子”告发他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深文周纳表示不满,又同情遭批斗的“三家村”成员邓拓。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被“揪出来”,抄家、批斗、劳改。最初受到诬陷、辱骂时,季氏失眠、疑虑,甚至为了逃脱这种“非人的生活”仔细地设计了方案,打算去圆明园吞服安眠药自杀。但接下来的狂风暴雨超越了他肉体、精神的极限,反倒让他犟劲大作,激发了求生的意志。
逃避无门、无法变成“一只王八”、“一只小鸟”远走高飞时,他在“牛棚”这个“十八层地狱”中挣扎求生。大批斗时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唾面自干”是家常便饭。每日另有晚间训话,“成为北大最著名的最有看头的景观,简直可以同英国的白金汉宫前每天御林军换岗的仪式媲美”,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在劳改大院墙外“鉴赏”的观众。因为身心饱受折磨,他睾丸发炎,肿大如球,不良于行。但他叉着双腿,半爬半走花了两小时到达乡间医院后,却因为黑帮身份,医生不予治理,他只能又爬回劳改大院,自生自灭。
季羡林生活费菲薄,整日饥肠辘辘,偶尔捡到几块发霉的馒头干也如获至宝,偷偷背着监改人员囫囵吞下。因为有一次捡到几个硬币,他从此走路总低着头,希望再有收获,甚至厕所也成为他“最喜爱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地面上“钢蹦儿”最多。后来终于“被解放”,出了牛棚,他却仿佛得了“老年痴呆症”,进商店买东西嗫嚅难言,趑趄不前,自觉已“异化为非人”了。
完全失去羞恶之心的“堕落心理”,让作者回忆起来不寒而栗,但他当年并不以为非。他的结论是,“革命小将的折磨论”只能让人堕落,不能让灵魂升华。可是,季氏平生著译八百万字,百分之七八十是“文革”后的成果。如果当年“自绝于人民”,他也就不会有日后的功业。纵然是“士可杀,亦可辱”,季氏的“忍辱偷生”也自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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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从哲学的角度, 百分之百否定文革 is absolutely in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even TG now is completely 否定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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