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教师节,高中语文老师过世,得年七十九岁。消息传来,微信群的老同学纷纷哀悼。
不知老师的后事如何安排。隔了二十多年,当年亲聆教诲的细节也已模糊,但他独特的个性我记忆犹新。高中英文老师年轻时尚,历史老师儒雅和煦,语文老师却不是白面书生。他人过中年,身材粗壮,面色黝黑,多年烟瘾染黄了手指、牙齿。但改作业一笔好字,颜筋柳骨。上课时口若悬河,为大家勾勒出迷人的文学世界。高一学的《滕王阁序》、《阿房宫赋》等我至今能背。
老师爱憎分明,对某现代文化名人迎合上意,褒扬李白贬低杜甫很不以为然。他晚年失意,调换工作单位,听说也是因为敢言得罪了校领导。待学生他却始终是循循善诱的耐心长者。淘气的男生感念他的鼓励,语文不佳的女生记得他的建议。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他希望我考上文科状元的殷殷期许,还有某次他让学生注意保暖时“篡改”老话,说“春寒冻死小牛精”而不是“老牛精”——后来确认,他属牛。
母亲的大学老师和我的高中老师1959年同时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校毕业的同班同学,一个任教大学,另一个任教中学。一个婚姻不幸,四十五岁猝然离世;另一个儿女双全,古稀之年病逝。命运充满偶然,很难说谁更幸福。然而在二十一世纪悼念前辈,我们比父母、老师那一代的确自由度更高,人生余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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