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记者Hanna Rosin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传统雇佣男性的行业，如建筑、冶金、采煤、制造等正在衰退，而传统的“女性行业”如餐饮、护理等强劲上扬，而且美国男女上大学的比例是2:3，女性平均学历高于男性。她还说，未来职场的热门行业要求员工懂得交流、沟通，善于倾听，坐得住，能专心，这些都是女性的强项。十年过去了，美国经济复苏，失业率下降，形势似乎一片大好。那么女性的境况是否果然如她预期的那样大有改善呢？

调查发现，尽管不少家庭中女性工资已高于男性，尽管中层管理人员中女性比例增加，但女性员工更多还是集中在低端岗位，最高层人数寥寥。更糟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失业男性对女性地位的改善极为怨恨，将自己的失意归咎于“不规矩的女人”。社会上性别歧视严重，女性面临保守势力的反扑。

同样的道理，GDP只能测量各国一年的生产总值，不涉及具体产品，哪怕制造炸弹、毒气等军工产品，哪怕社会上歧视横行、环境污染严重，这些因素对GDP数字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学家Michael Green提出，衡量国力更好的标准是“社会进步指数”：涉及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包括健康，安全，教育，住房，权利，自由等。以此为准，美国尽管人均GDP世界第一，在社会进步方面却差强人意，在世界上的排名与哥斯达黎加差不多，比欧洲发达国家差远了。

可见，单凭GDP衡量国力存在缺陷，因为有选择地使用数据只能炮制出片面故事。而历史的发展也总是曲线前行，进两步，退一步，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