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档案中早期中国留学生的姓名拼写不规范，除了使用韦氏音标，还有不少根据方言拼写。如，“许”拼为Hsu是用了韦氏音标，但“徐”写作Zee，就类似江浙一带的发音了。地名同样如此。除了北京旧称“Peiping”，南京叫做“Nanking”是常识，九江、江阴、察哈尔的拼法都与今有别。而《民国名人录》等辞书和网络资料中对我校校名的译法也不统一，称格林奈尔、葛林乃尔、格锐乃耳、葛林如尔、葛林诺尔的都有，有的还和康奈尔大学混为一谈。山东博文中学的校史介绍中还有“歌仁乃乐”之称，雅驯有余，而信达不足。

钻故纸堆，搜检数据库，浏览网页数月，幸而收获不小。二十世纪初我校知名中国校友不仅限于之前早知的国民党元老吴国祯。从政的有李光钊、查良钊，进入银行业的有黄勤、王祖廉。当大学教授的最多，包括孔繁矞、冯文潜、卢开运、刘绍禹、张杰民、程德諝、赵宗晋等。还有远东运动会金牌获得者，外号“飞毛腿”的南开校友郭毓彬，被张作霖以“赤化”罪杀害的北大教授高宝寿（仁山）。

当年校友人才济济，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他们何其有幸，能得风气之先，远渡重洋，接受教育，见识世界。但作为跨文化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他们在二十世纪的风雨中可能也比他人经历了更多的考验甚至磨难。由此我也想到一些理论问题：谁会被后世记住？他们将怎样被记忆？在不同国家的历史中他们会分别以什么形象出现？除了在学校、工作单位的档案中留下痕迹，还有什么途径保证个人的存在有所记录，有所传承呢？